图文/沈黎昕

        家里有一本比较好玩的书，叫《足球——巴西人的生活方式》。每次翻开这本书我都有种闲适安然的感觉，从来不急于把这本书读完，也不在乎一个片段读了多少次，也不刻意去记得这次读到了哪里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本书不是讲枯燥的足球规则，而是足球背后那片辽阔的土地，土地上热情奔放的巴西人民。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足球，就像书中透露出的信息，足球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命运，在某种程度上说足球是他们的信仰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欣赏作者的眼光，如此看待一种国家文化，人们生存状态的角度。

        作者是一个英国人，名叫亚历克斯·贝洛斯。他是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巴西，而这本书就是他工作认真负责的体现。想了解足球比赛也许很简单，但是能把足球与生活相结合，讲得诙谐生动，又这么有专业水准，简单的故事看起来都变得厚重许多，可见作者是修炼过九阴白骨爪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这篇博文的名字叫“库鲁皮拉”，是在这本书第五章，“曲腿天使”中提到的。除了库鲁皮拉还有一个名字叫萨息-皮乐勒。它们是巴西民间传说里的生物，本书用它们来比喻巴西传奇足球运动员——加林查。

书中85页写道：

        1933年10月28日，当曼努埃尔·弗朗西斯科·多斯·桑托斯呱呱坠地的时候，助产护士发现这个小孩的腿是弯曲的。他的左腿向外弯曲而右腿向内弯曲。如果经过适当的整形手术，他的腿可以立即被矫正。但那是在格朗德堡，一个缺乏医学专家的小镇。他的父母对矫正他的双腿也没有抱太大希望。

        曼努埃尔，也就是马内，渐渐长大，但他弯曲的双腿并没有医治。看起来就好像在卡通片中描绘的那样：一阵大风将他的双腿吹向一边，形成两条平行的曲线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朗格德堡距离里约热内卢大约只有45英里，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，那里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：一个坐落在山间的天堂，周围环绕着河流，瀑布和森林。马内是一个可爱的小孩。他的姐姐罗莎说他小巧的就像一只“加林查”（译注：Garrincha，一种胸部为浅黄色的小燕雀）。

        从此这个昵称就被大家使用起来。后来当他突破防守队员时，大家都会说他像小鸟一样飞过对方的后防线。在加林查童年的时候，他和他的燕雀“朋友们”之间却是另一种关系：他喜欢扑捉它们。加林查的青春时光都用来从事四项活动：打猎，钓鱼，玩女人和踢足球。在这四项活动中他都显示了过人的天赋。

书中99页提到他与贝利的差别：

        当你阅读关于加林查的书籍或文章时，你会明显发现加林查的沉默。他极少发表自己的观点，仿佛终其一生保持沉默。从这一点上看，他就像是默片时代的电影明星。回顾他的足球生涯，你会联想起巴斯特·基顿，作为一个“演员”，他留给人们的是印象中穿插于黑白胶片中的奔跑和冲刺，一遍又一遍，反复而坚定得像个孩子。

        贝利射进第1000个球的瞬间，是巴西最为狂欢的时刻（贝利的世界杯冠军是在国外获得，而在俱乐部的成功则具有过于浓厚的地方色彩）。他被记者们包围着，大家都期待他说点什么。而贝利既没有感谢他的家人，也没有感谢教练或是俱乐部的经理，而是说道：“要我们去保护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吧……凭着我们对上帝的爱，巴西人民不会将那些孩子置之不理的。”

101页写道：

        即使贝利是为巴西队三次赢得世界杯的杰出球员，但却未能成为球队的核心——但加林查却在1962年做到了。有一种感觉，贝利更多的是属于世界而不是巴西。他是一个国际关注的焦点，一个简单而容易理解的人：一个穷苦的黑小子通过努力成为世界最佳球员。

        不公平的是，在巴西，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黑人英雄。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巴西种族混杂，没有明显的所谓黑人运动；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贝利的现任和前任妻子都是白人，这一点和加林查正好相反。

        但需要指出的是，并不是说巴西人不喜欢贝利。恰恰相反，他们很尊重他。1999年，贝利驾驶着自己的奔驰车行驶在圣保罗市。路上遇到红灯，停车的时候，有两个持枪劫匪向他走了过来。当他们发现车里是贝利时，毕恭毕敬地收起枪走掉了。没有人能够得到贝利这样的待遇。一年后的里约，类似的事情发生在罗马里奥身上。劫匪开走了他的车，抢走了他的手机，罗马里奥不得不走回家去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巴西人把贝利供上神坛，他们却不像爱加林查那般爱贝利。这也许是悲剧人物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同情，也因为贝利没有反映出民族的愿望。贝利是胜利者的象征，加林查则代表着欢乐。巴西不是一个崇敬胜利者的国度，巴西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快乐的国家。